甘肅慶陽校車事故再一次喚起全社會對校車安全的關注。事實上，在近年來各地不斷傾覆的“血色校車”中，那些不幸逝去的可愛生命，早已不斷警示社會和政府，校車安全重如泰山。

　　來看此次事故，最令人遺憾乃至憤怒的，是當地有關部門安全責任的嚴重缺失——對校車超載長期坐視不理，卻稱在檢查中沒有發現超載現象;出事校車經過私自改裝，卻依然得到“相關手續合法”的認定。痛定思痛，如果事發前有關方面恪守監管責任，或是對家長反映的超載問題予以重視，或是認真督查幼兒園校車運營狀況，只要把住了其中任何一個安全閥門，悲劇都可能不會發生。

　　去年7月1日，國家出臺了首部校車強制性標準《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其中明確禁止超載，并對校車的安全“標配”做了硬性規定。比如，小學生校車每座必須配備安全帶、安裝“汽車黑匣子”，至少設兩個應急出口等。然而，這樣的制度設計卻在不少地方遭遇執行難甚至不執行。校車標準頒布以來的一年多時間里，湖南衡南校車墜河、河北遷安“最擠校車”、湖南邵陽沉船事故等悲劇的不斷發生，肆無忌憚的超載、風雨飄搖的校車一再成為摧殘孩子生命的“黑白雙煞”，相關部門公共責任的軟肋顯露無遺。

　　這樣的尷尬現實也在告訴我們，確保校車安全，經濟條件固然重要，標準提高固然迫切，制度規定固然必要，但最關鍵的還是政府部門要有責任意識，把校車安全當作如招商引資、項目建設一樣的大事要事來抓，當作政府責任的一項硬性指標來完成。如果能有這樣的認識高度，其執行力度和效果肯定會完全不同。

　　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的校車安全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得益于政府在公共政策中把校車事業置于優先乃至“特權”地位，在資金配置、司機培訓、校車質量等方面處處體現高標準、嚴要求，比如，美國校車的安全系數是私家車和公交車的40倍。照搬外國做法，苛求遍地跑著比悍馬更堅固的校車固然不現實，但大力扶持校車事業發展、全面改善校車安全狀況，無疑是各級政府的努力方向。

　　當然，讓校車安全成為政府責任的硬指標，不能僅靠現實的壓力和官員的覺悟，治本之策還在于建立長效機制。這就需要把校車安全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納入政績考核體系，建立嚴格細化的問責制度，建立各部門協同治理的機制，使校車安全責任真正成為高壓線、硬杠杠。只有這樣，才能于常態運行中確保每一輛校車、每一個孩子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