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汽車訊 當事故發生時，我們總是一而再的重復這樣一個邏輯。先制定一個完善的標準，然后把它實施下去，再然后問題就解決了。可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如果所有問題都可以套用這個萬能公式的話，那世界上所有大而復雜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這次甘肅校車事故，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需要配備專業的校車，防止事故的再次發生。

　　那么，我們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才是專業的校車?

　　筆者看來，專業的校車，并不僅僅意味著專業的車輛。還包括配備專門的人員、有專業的部門協調各項工作，并且賦予校車專門的特權、配套專款專用的經費。

　　專業人員 備遭輕視

　　首先講講專業人員的問題。由于校車人員工作的獨特性，他最適合由年輕男性擔當，因為他要在關鍵時刻保護學生的人身安全;他應當和藹可親，因為他的工作對象是十幾歲甚至幾歲的可愛孩子;他最好學識淵博，哪怕不夠淵博，至少也要看上去淵博，這樣才符合他教育工作者的身份。

　　問題是，我們找得到這樣優秀的人嗎?或者說，這樣優秀的男人愿意去做一名普通的校車人員嗎?

　　數據顯示，我國接近百萬幼教人員中，男性工作者比例不足1%。

　　當我們來到幼兒園門口，見到自己孩子的幼教老師是一名二十幾歲的大男孩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好奇怪啊，怎么一個五大三粗的男人干這種帶孩子的活。

　　在我們的大腦里，都在默認一個觀念，幼教老師是女人干的工作。

　　邏輯的悖論再次擊倒我們。

　　從反面來講，即便社會認可了男性作為幼教人員的正常合理性，是否就會有優秀的年輕男性愿意承當這份工作?

　　答案又是不確定的，甘肅當地的校車司機月收入僅有八百塊，工作繁重，責任卻一點都不輕。我們怎么想象一個身高體壯，有良好教育背景，和藹可親性格開朗的人心甘情愿去做一名校工。

　　壓力大收入低，誰會干這份工作?

　　專業車輛 難進校門

　　至于專業車輛，我們并不缺乏，國內車企宇通、金龍等廠商，都有專門的校車車型在產。我們也曾把國產校車出口到馬其頓等歐陸國家。即便國內廠商真的實力不濟，我們也完全可以從美日等國進口專業校車。

　　可事實是，專業的校車根本無法在校園推廣。

　　國內有例可循的有浙江德清，但德清案例卻是難以復制的。德清為購置校車共計花費2000余萬人民幣，而這僅僅是購置費用，還不包括人員及管理運營費用。這2000萬中有400萬元是用來購買了10輛宇通“長鼻子”校車。

　　2000萬，近乎于西部一個縣整年的教育支出，今年初，甘肅中部某縣連續8年財政收入過億被視為新聞廣泛宣傳;甘肅會寧當地，歷來以不惜血本投入教育著稱，但其一年投入也僅在5000萬左右。顯然，動輒幾十上百萬的校車不是當地承擔得起的。

　　校車推廣困局，凸顯的是中西部地區的貧富差距。這種巨大的貧富差距，短期內很難縮小。

　　校車特權 無從談起

　　2010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長江教育研究院院長周洪宇，提交了一份《關于實施全國校車安全工程的議案》。

　　在議案里，他提出“校車行駛過程中享有某些特權，比如只要校車停靠在路邊上下乘客，它旁邊的車輛都要停駛且保持車距”等建議。“議案內容公開后，不知道有多少網友罵我，說搞什么特權!”甘肅校車事故一年前，網友如是批評周洪宇的觀點。

　　校車享有特權?很長時間內，這似乎是癡人說夢。

　　也有人提議學習日本校車經驗，可我的觀點是，日本的校車經驗，根本無法移植到中國。

　　在日本，普通公交車進站精確到分，公交遲到一分鐘被視為運營事故，工作人員需向乘客道歉。各種車輛更是非常注意秩序，不僅不會“加塞”人為增加擁堵，甚至還會算好時間事先為有軌電車空出道路。而校車的準點準時，則比公交更加嚴格。家長會主動把孩子送到指定區域，校車準時將孩子送至學校。若有家長去學校接送孩子，會被認為溺愛孩子和人為致堵。

　　另外，日本地方有相當自治權利，民間機構有足夠權利自我管理本地教育事務。地方政府則扮演提供經費與協調具體工作的角色。

　　以上種種，國內可能實現嗎?

　　如果我們的社會能認可男性校工是社會成功人士，那么有良好教育背景具備專業素質的年輕人就會愿意成為校車工作人員;如果我們的社會貧富差距不是如此懸殊，西部的縣鄉小學就會有錢購買專業的車輛;如果我們的公民事先就有強有力的監督問責權，那么我們就不用等到事后再找“有關部門”解決問題;如果我們的本地居民有管理本地區教育事務的自治權，那么我們就不用擔心校車標準的“一刀切”會讓孩子無車可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