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新華視點·基層聲音)“校車安全”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之后

　　——基層代表委員“支招”校車安全三大難題

　　新華網北京3月6日電(“新華視點”記者劉元旭、王海鷹、傅勇濤、趙葉蘋)“加強校車安全管理，確保孩子們的人身安全”——“校車安全”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引發基層代表委員熱議。

　　“奪命校車”去年頻現，刺痛了社會神經。有關方面迅速部署“整頓”，校車安全“新規”制定快速推進。但部分來自基層代表委員調研發現，一些地方校車服務一“停”了之，供需出現新矛盾，部分家長無奈選擇“黑校車”。

　　為什么一些地方“整頓”變“停開”?如何解決“黑校車”難題?怎樣探索校車安全監管的長效機制?圍繞三大難題，基層代表委員建言獻策。

　　“整頓”不是“停開” 防止責任轉嫁

　　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史貽云注意到，今年春節開學后，海口市一些學校的校車停開，校車服務被取消，這使孩子們上下學的方便和安全成為新問題。無奈之下，一些家長只能湊錢租車接送孩子。

　　“家長自發租車，反而帶來更大的安全隱患。”史貽云委員表示擔憂，整頓校車安全是好事，但不能一“停”了之。如果沒有配套跟進措施，反而使校車安全問題“由明變暗”，學校規避了責任，風險轉嫁給家長和孩子。

　　校車“舊的去了”，為何“新的沒來”?代表委員調研發現，成本過高、無力承擔是學校“停開”的主因。

　　“財力有限是目前學校面臨的最大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海南大學校長李建保說，以海口市寰島實驗小學為例，如果要滿足全校學生的乘車需求，需要購置30多輛車才行，僅購車就需要近2000萬元，加上聘請司機的費用、油費消耗等運營成本，學校實在無力承擔。

　　“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東營市蜜蜂研究所所長宋心仿認為，校車安全標準的制訂要考慮國情，考慮地區差異，投入和運營成本過高，學校和家長會吃不消，可能難以持續。

　　“校車安全與上學方便都很重要，單純為了安全而一‘停’了之，是不負責任地開倒車。”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大學教務處處長張鳳寶說，解決校車安全問題，關鍵在于安全和方便“兩手抓、兩手硬”。

　　“黑校車”重新抬頭 亟待投放“合格校車”

　　“一些學校整頓停開校車，給‘黑校車’提供了生存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河北區政協顧問馮幸耘說，目前家長合伙包車現象普遍，“黑校車”為數不少。為了攬客掙錢，“黑校車”普遍存在私自拆改、超員上路問題。

　　馮幸耘委員的擔憂，引起了史貽云委員的共鳴。他說：“在海口等一些大城市，不少小學生每天下午四點左右就放學，家長沒下班，沒有校車，怎么辦?”

　　如何讓孩子上學既安全又方便?“政府部門應負起更多責任”被基層代表委員頻頻提及。

　　“各級財政應拿出更多錢采購合格校車。”李建保等代表說，“只要真心想解決，現有財力完全能夠做到。”

　　一些基層代表委員還建議，在增加校車配備的同時，還可通過延長城鄉公交線路、增加公交車密度、以優質公交車定點接送、區域內學校共享校車資源等方式，解決學生上學不便問題，從而減少投入、降低成本。

　　深層求解校車安全問題，還應從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入手。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農村中小學布局要因地制宜，處理好提高教育質量和方便孩子們就近上學的關系。”

　　對此，宋心仿代表說，前些年許多地方實施撤點并校，總體上優化了教育資源，但一些農村地區不顧客觀實際、盲目并校，給路遠的學生上學帶來不便。他建議按照“大穩定、小調整”的原則，對現有學校布局進行再調整。

　　“提標”固然重要 安全重在監管

　　是不是校車“標準”高，安全就高枕無憂?答案并非如此。

　　一些基層代表委員說，仔細觀察去年的多起重大校車事故會發現，違法嚴重超載、非法改裝車輛、不按交通規則行駛，以及校車安全管理責任落實不到位、監管存在漏洞，才是釀成悲劇的真正“禍首”。

　　“這一點恰恰是容易被忽視的地方。”張鳳寶等代表說，安全絕不僅僅只是車好就行，“硬件”保障只是提高校車“安全系數”的一部分，校車監管、執法等高標準的運營管理，才是確保安全的關鍵。

　　“強化常態監管應是校車安全的長效機制，否則校車安全規定再好看，也容易成為擺設。”全國人大代表姜健舉例說，校車行駛時速應在同類車限速基礎上再降低10公里左右，對校車超速，處理應更加嚴厲。

　　“再好的車也是人來開的，應該提高校車駕駛員的門檻。”全國人大代表、濱州實驗學校副校長董鳳華說。一些代表建議，校車駕駛員在一個記分周期內有3次超速違法記錄的、或一次超速80%的，應注銷駕駛執照。

　　值得欣慰的是，向社會公布并征求意見的《校車安全條例(草案)》，賦予了校車多項優先通行權，但在交通擁堵日益加劇、駕駛人規則意識還待提高的現實下，條例出臺后，這一點能否真正落實仍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