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車在行駛過程中應該享有特權，比如只要校車停靠在路邊上下乘客，校車旁邊車輛都要停駛且保持車距。要逐漸使國民認識到校車與消防車、救護車一樣，享有優先通行權，自覺避讓校車。”

　　2011年11月，甘肅正寧校車事故，21人死亡;12月，江蘇徐州豐縣校車事故，13人死亡……在過去的一年里，校車事故和離去的兒童一次又一次刺激公眾的神經。

　　正寧校車慘劇發生后不足一月，《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今年兩會，“校車安全”首次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加強校車安全管理，確保孩子們的人身安全”。

　　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長期關注校車安全，被網友稱之為“周校車”。早在去年全國兩會期間，周洪宇就提交了《關于實施全國校車安全工程》的議案，并得到相關部門回應。去年年底，他聯系各界專家綜合形成了《校車安全條例》(湖北專家立法建議稿)。

　　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周洪宇表示，校車安全應遵循“兒童優先、政府主導、因地制宜、分步實施”的立法原則，實行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運行模式，他提出設立專門機構監管校車安全，并提醒說，校車的配備和條例的出臺只是一個起點。

　　校車概念界定可以更嚴密

　　東方早報：去年12月11日，國務院法制辦《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向社會公布，征求各界意見。你認為該條例有什么需要進一步修改完善的?

　　周洪宇：總的來看，《校車安全條例(草案)》立法宗旨明確，立法思路清晰，對涉及校車安全的主要問題都有涉及，注重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實施步驟比較穩妥，問題考慮得比較全面。

　　當然我們從民間的角度，從學者的角度覺得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首先是立法原則缺失，可以考慮在第一條“立法宗旨”之后，加上一條作為第二條，內容為“兒童優先、政府主導、因地制宜、分步實施”，這點明確后，條例后面各條有關政府職責的規定及其實施就有了總的依據。

　　其次，條例第二條關于校車概念的界定似乎不夠科學嚴密，基本上是從外延去界定校車而不是從內涵上界定校車，如“本條例所稱校車，是指依照本條例獲得使用許可，用于接送幼兒園、小學、中學等從事學前教育、義務教育的教育機構(以下統稱學校)的幼兒或者學生(以下統稱學生)上下學的7座以上的載客汽車”。這其實是混淆了內涵與外延的區別，是從適用范圍來界定校車而不是從校車的本質屬性來界定校車。建議最好如此規定：“第三條本條例所稱的校車是指按照國家校車標準設計，由具有專業資質的校車生產廠家生產，專業駕駛人駕駛，負責接送中小學生及幼兒上下學的專用車輛。第四條中小學、幼兒園等教育機構使用校車接送中小學生及幼兒上下學的適用于本條例。在過渡期內目前仍在使用的用于接送中小學生及幼兒上下學的機動車輛須經政府指定部門檢驗合格后方可運行。”這就從校車的本質屬性角度、從內涵上嚴格規定了校車的含義，又照顧到目前一批未按校車標準生產但仍在運營的機動車輛的實際情況。此外，為鼓勵民辦幼兒園和中小學購買專用校車，減少不安全因素，最好還應明確規定“國家對以非財政資金購置校車的教育機構給予政策性優惠”。

　　誰來為校車買單?

　　東方早報：關于對校車的投入，應該遵循怎樣的模式?

　　周洪宇：政府主導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的建議稿里面提到要政府主導，國務院法制辦《校車安全條例(草案)》也是這樣提的。

　　校車安全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的教育資源的配置上面出現了一些問題，或者說基層在落實上面有關政策的時候出現了偏差，既然如此，解決問題就有兩種選擇，要么政府合理布局，減少校車的需求，要么政府作為責任主體提供校車。

　　但政府提供校車和政府包辦是兩個概念，政府主導不完全等同政府提供所有的錢。首先校車使用的主體比較復雜，目前使用校車的主體主要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小學，初中有一部分，再加上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前教育幼兒園。第二，涉及到公辦與非公辦教育的問題，政府公共財政只能支持公共服務對象，但是有一些幼兒園使用校車是為了吸引生源，在這種情況下，它已經不是公共產品。所以不能籠統地說校車必須全部由政府提供。

　　東方早報：財政投入不足是開展校車工作的一個重要問題，那么誰來為校車買單?

　　周洪宇：2011年兩會，我提交了一份《關于實施全國校車安全工程的議案》，后來教育部有一份回復，其中提到如果在全國范圍內的學前和義務教育階段購買校車，政府需投入3000億元的預算，一年的運行、維護費用為1500億元，最后的結論認為，4500億元的政府買單費用太大。

　　今年兩會期間，教育部長袁貴仁表示，占GDP比例4%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中，會有校車經費。

　　我們的建議稿認為，校車所需的財政資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按一定比例分擔，多方籌措。原則上，東部發達地區，中央承擔30%，地方承擔70%;中部一般發達地方，中央與地方各自承擔50%;西部欠發達地方，中央承擔70%，地方承擔30%。具體細則，由中央與地方協商后再定。

　　作為責任主體，政府首先要加大投入，同時還要吸引社會資金進入。政府和民營機構可以合作，要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多種力量總比一種力量好。目前湖北黃陂就是這樣做的，一個地方的區教育局和街道辦事處以及一家建筑企業共同籌資，同時又找了一家民營客運公司負責運營，政府對于運營費包括駕駛員的收入進行財政補貼，學生的負擔還降低了。關鍵是解決學生上下學的問題，用什么方式都是可以考慮的。

　　東方早報：校車安全事故更多是發生在交通不便、邊遠貧窮的農村特別是山區，有媒體將原因之一指向農村“撤點并校”政策，應怎么樣兼顧提升教育質量和校車安全?

　　周洪宇：這個問題是有一點糾結，我們調研的時候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地方希望恢復小學、初中甚至恢復教學點，但也有人強烈反對，覺得對孩子發展不利。

　　既然有多種多樣的訴求，那么要撤并或者是恢復都要征求當地主要的意見，如果當地老百姓不愿意恢復，政府就把路修好，并提供規范的校車;如果老百姓說先把安全問題解決了，這個也可以，要看當地的情況。在一些地廣人稀，不適合校車運行的地區，可以考慮增設教學點和推廣寄宿制學校。

　　誰為安全事故負責?

　　東方早報：校車在行駛過程中是否應享有某些特權?

　　周洪宇：應該享有，比如只要校車停靠在路邊上下乘客，校車旁邊車輛都要停駛且保持車距。要逐漸使國民認識到校車與消防車、救護車一樣，享有優先通行權，自覺避讓校車。中國傳統文化是老人優先，而發達國家進入近現代社會后，兒童優先已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理念。

　　東方早報：校車安全涉及諸多部門，應當如何進行監管?

　　周洪宇：校車安全的責任主體很重要的一個肯定是教育部門包括學校，但這項工作涉及的面太廣，還有其他責任主體包括公安、交通、財政、安監等部門。所以去年兩會期間我提出來要建立一個能夠統籌協調這項工作的專門機構，我原來主張由安監局牽頭，不主張教育部門牽頭。國務院法制辦的條例把責任分得很明確，教育部門作為其中的一章。

　　東方早報：你為什么不主張教育部門牽頭?

　　周洪宇：教育部門牽不了頭。學校是消費部門，怎么能把消費部門當成責任主體呢?它就是被監管的對象，服務的對象。學校如果作為最主要的責任主體，它就會考慮這個事情我做不做，很多校長因為擔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搞最好，做不好還有責任。結果出現前一段大家看到的情況，“上面不是要求嗎，那我不開了”，這沒有解決問題。

　　其實很多事情不是學校自身的責任，學校的責任是在校內，校外的責任是協助，不是主體了。我們現在有《教育法》但是沒有《學校法》，學校的職責邊界沒有劃定清楚，學校就成了無限責任主體，其實學校是有限責任主體，學校最初是一個托管的職能，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學校的責任主體現在沒有明確，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困惑，因此今年兩會我提出來盡快制訂出臺《學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