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江西省貴溪市一載有15名幼兒園學生的面包車側翻墜入水塘已致11人遇難，4人受傷，目前已脫離危險。江西省貴溪市濱江鎮人民政府與死者家屬簽訂交通事故協議，同意以現金形式一次性賠償死亡賠償金等一切費用共計人民幣48萬元整。(12月25日新華社)

　　今年3月28日頒布實施的《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在附則部分“對確因特殊情況不能由監護人或者其委托的成年人接送，需要使用車輛集中接送的，應當使用按照專用校車國家標準設計和制造的幼兒專用校車，遵守本條例校車安全管理的規定。”這也意味著幼兒園校車也被納入了法制管理范疇。值得一提的是，在《條例出臺》后江西省也隨即出臺了《江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責暫行規定》，對校車安全監管責任也進行了詳細劃定。

　　也許有人問，關于校車安全管理，法制規則也有了，社會共識也達成了，甚至于各個環節的監管主體也明確了，為何還會屢屢出現問題呢?很明顯，這里面一個關鍵“人物”就是辦學者。事實上，在政府將教育一定程度上推向市場后，且不說私立小學、中學如雨后春筍，學前教育領域更是以民辦為主。誠然，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辦學方針是大勢所趨，但有一個問題必須始終被重視，即辦學者的趨利性。要知道，偌大的教育領域，總有一些辦學者不嚴格按照規定辦事，而帶著一種僥幸心理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殫思竭慮地節省成本。例如貴溪這所幼兒園，長期以來無照經營不說，荷載7人的面包車硬被塞進15人，園長為了節約成本甚至自己當司機。可以想象，一旦辦學者圍著金錢轉，孩子健康、校車安全自然就被邊緣化了。　在筆者看來，監管不力仍然源于制度不嚴。事實上，盡管條例多次寫到“對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但具體承擔什么責任、受到什么處分，均不見蹤影。如此語焉不詳的規定很容易導致責任人鉆漏洞。面對校車問題，不僅要進一步明確校車安全責任主體，理順教育、公安、交通、質檢等部門之間的關系，同時制定一套嚴格的問責機制，以火爐效應倒逼監管主體高度善待孩子，亦勢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