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稱，浙江溫嶺52輛嶄新的專業校車長時間停著不用，有些過路人甚至在車里車外便溺。據悉，這批校車是臺州安徽商會購買的，但因為溫嶺教育主管部門稱當地校車已經滿足需求而一直未能使用。

　　各地中小學開學之際，傳來校車撂荒的新聞，這對于社會情緒的刺激是可以預料的。更值得正視的是，隨著當地教育部門和校車購買方臺州溫嶺商會的回應，事件逐漸被還原，我們發現，如此撂荒暴露的問題不僅是校車資源的浪費，其中所凸顯的某種校車市場化運營癥結，更堪稱為一個負樣本。

　　結合雙方已有的回應來看，事件的大致輪廓已經較為清晰：臺州安徽商會在了解到當地一些民辦學校對于校車存在較大需求后，萌生了成立校車服務公司的想法，并在一開始得到了當地教育部門的肯定。但在購買之后，當地教育部門調研稱校車服務已經滿足，不需要新增校車，由此就造成今日的校車擱置局面。

　　客觀而言，雖然該商會稱是以公益心來做校車服務，但實質上也是看中了當地校車服務市場的潛力，稱之為投資行為并不失當。事實上，在校車運營不足、管理難度大的背景下，一部分有資質的企業投入到校車服務中來，應該說是一種雙贏，既可避免政府包辦模式的僵化和投資不足的缺陷，實現校車運營的可持續性，又能使相關部門回歸更純粹的監管者角色。

　　但這起事件中，雙方的表現顯然難以實現雙贏格局。首先，商會與當地教育部門的溝通自始至終都是處于一種口頭交流的層面，甚至有點“私下操作”的味道。而按照相關規定，市場化力量參與校車運營，理應要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來實現。這種非正常的“交流”模式，在一開始就埋下了“不了了之”的伏筆;其次，當地教育部門是在要求商會提供可行性報告之后，再征集學校校長的意見，并得出“校車已基本滿足全市校車接送需求”的結果。按理說，正常的程序應該是地方教育部門摸清校車需求的真實情況后，再根據具體情況去選擇企業。這種程序的倒置，對于企業的行為或有誤導之嫌。

　　另一個疑點在于，根據相關規定，購買校車必須經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門許可，但當地教育局負責人稱，這些校車并未獲得許可，屬于擅自購買。那么，這批車的購買渠道究竟何來?又何以成功購買?為何商會在購車前會篤信“能先買車后補證”?其中是否有更鮮為人知的內情，需要解答。而由這起事件來看，校車由許可到購買的整個監管鏈條是否完全被縫合，值得追問。

　　隨著社會對于校車安全的吁求不斷提升，校車運營市場的激增將是一個可見的趨勢。在這個趨勢之下，地方主管部門如何以恰當的方式尋求與市場力量的合作，比如常見的政府補貼和營利性機構相結合的運營方式如何規范化地實現，這起事件無疑提了一個醒。作為地方主管部門，在尋求市場合作力量之前，對本地的校車市場規模應履行告知義務，使得企業能夠有一定的投資預見性;并充分遵循相關校車運營的程序規定，做到招投標的公開公正，而“私下交易”既會令企業的投資回報失去必要的保障，也令政府公信失分。

　　一邊是不少地區校車運力不足，一邊是校車的撂荒，這樣的對比顯然荒誕而令人惋惜。這樣的事件得以發生，并不僅僅只是雙方溝通不暢的問題，其中所牽涉到的校車市場化的規范問題，更是事關整個校車安全的長遠之計。事件中被閑置的校車需要一個“好去處”，而其中是否存在違規，更需要相關部門予以調查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