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足以讓人驚詫的荒誕：一度成為多地校車改革名片的“美式大鼻子校車”，竟然在浙江溫嶺市某村刺眼地停放了快一年。52輛曾經嶄新過的校車，如今更是以“公廁”之名再現江湖，并陷入輿論漩渦之中。在經歷過幾晚的“電閃雷鳴”后，村里的嫌棄，出資者的焦慮、當地教育部門的惱火以及車廂內尿騷臭味四處彌漫，將荒誕拉進了尷尬的境地。

　　關于“輿論漩渦中校車”的前世今生，其實并不復雜。這批撂荒的校車由臺州安徽商會出資購買，意欲成立一家校車公司，以解決農民工子弟學校學生接送難題，但是卻一直未能取得運營許可證，無奈只能撂荒于村中空地上。

　　不過關于“為何撂荒”的個中原委卻顯得撲朔迷離。出資方面與當地教育部門各執一詞，讓人莫衷一是。如今看來，爭議主要有三：一是教育局究竟有沒有給過承諾?二是教育局究竟有沒有提醒過出資方?三是溫嶺到底缺不缺校車?在目前雙方自說自話的語境下，論定哪一方說法的真偽，都言之過早或是過于武斷，但是這并不妨礙就此提拎出幾個值得追問的事實。

　　從雙方的說法中，至少可以厘清以下幾個事實：第一，出資方——臺州安徽商會就為溫嶺民辦學校提供市場化的校車服務，是與當地教育部門有過溝通的，并且是遵照教育部門的要求，出具過可行性報告;第二，當地教育部門確實也就此征詢過當地民辦學校的意見，并且得出了相關的結論。第三，將近一年的撂荒，確實造成了校車資源的嚴重浪費。

　　基于這樣的事實認定，值得追問的是，既然出資方要為溫嶺提供市場化的校車服務，為何整個過程卻始終停留在“口頭溝通”的私下操作層面?為何未能遵循公開招標等市場方式推進呢?是出資方對某種潛規則的迷信還是當地教育局的失責呢?既然當地教育局得出“校車已基本滿足全市校車接送需求”的調研結論，為何還要出資方出具可行性報告呢?即便要考慮調研的過程性，為何這個過程未能在“要求商會出具可行性報告”之前呢?而所謂“校車已基本滿足全市校車接送需求”，到底是民辦學校基于成本控制的敷衍還是校車條件改善的新氣象呢?

　　追索之中，自有真相的存在。在真相未明之前，是關于資本與權力的非對等存在下的“盲目投資”，還是教育部門在公共管理上存在短板的“制度缺陷”，似乎都是失之偏頗的妄自揣測。撥開校車撂荒背后的商業風云，更大的關注點還在于這個堪稱校園安全最深刻的話題——校車到底存在于什么樣的真實生態?這恐怕是這起荒誕的校車撂荒事件最應該撕開的真相和打量的真實。畢竟，置于一個更宏大的背景來看，當校車事故頻發、校車服務嚴重不足同時存在，并且足以引起社會情緒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焦慮，可見校車依然以“問題”姿態真切地存在。

　　依然回到溫嶺的這次校車撂荒事件來看，其所映射出的正是當下校車發展的窘態。發生于出資方與教育局的自說自話，與《校車安全條例》中“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靈活機制顯得格格不入，而存在于“校車已基本滿足全市校車接送需求”與現實的罅隙，則與責任型政府所蘊含的責任擔當和權力倫理，映襯出冷嘲熱諷的意味。

　　于此而言，一次荒誕的“校車撂荒事件”，應是一次深刻而有力的提醒，比如關于地方主管部門如何以恰當的方式尋求與市場力量的合作，比如常見的政府補貼和營利性機構相結合的運營方式如何規范化地實現，而對于市場主體而言，更需要在市場規則之下，需在滿腔熱血之下，拋卻權力與資本駢合的想象，以正當之名獲取政策機制下的紅利。當然，于當下來說，最緊要的，還是要終結校車撂荒的荒誕，為以靜坐之態“抗議”長達一年的校車，找到最合適的“好去處”。而由此撂荒事件所衍生的“撲朔迷離”，則需要權威部門積極介入調查，為關切者呈現出最后的真相。